時間：民國84年初
鋪書、賣書、送書，雖然忙得很熱火，但效果似乎不怎麼樣。只有周委員對這本書還算肯定，決定在立法院再度質詢時，邀同學們旁聽。同學也幾乎全都到了。每人手上都有一本『孤軍後裔的吶喊』，感覺起來還蠻有氣勢，但同學的高昂情緒卻沒有影響他們的秩序，大家規矩的排隊、小聲的交談。我心想，這是什麼樣的教育體制下教育出來的孩子，都什麼時代了，還這麼守規矩，真該讓台灣的孩子們看看，檢討一下。
當大家排著隊伍，魚貫要進入會場前，立法院的警衛忽然宣稱要代為保管『孤軍後裔的吶喊』這本書，等大家離開前再發還。我們雖然緊急通知周委員的助理黃惠貞來處理，卻因為已經有同學乖乖的交出書走進會場。為了怕突發的狀況影響會場秩序，也影響同學的形象，我們最後還是決定繳書進場，並且安安靜靜的坐在旁聽席上，直到周委員要求同學們起立，看周委員高舉著書，要官員們看看這本書，看看這些孩子的遭遇。那些孩子才在周委員的激勵下，跟著呼喊了幾聲口號。行為雖然拘謹，卻也有人紅了眼框。
這本書雖然得了當年的優良讀物獎，惠貞卻告訴我，有政府單位在重慶南路的書局大量搜購這本書，理由竟然是：書的封面在飄揚的國旗上有一隻血紅的手，太過於刺眼。
我終於發怒了！我決定大量的把書寄給所有的媒體、立法委員。我就不相信這本書除了周委員外，打動不了其他的心。
第一個走進我們位在台北吳興街辦公室的媒體記者是中國時報的張平宜，她是看到我寄給林照真的書被擺在桌上沒有翻動，在徵求照真的同意後，主動要求採訪同學的故事。我所以會點名寄給照真，是因為照真曾經做過關於泰北的詳細報導，我以為她會關心這個議題。同樣的理由，在出書前，我也曾經試著要求曾經對泰北做過連續報導及得獎的兩位記者請求協助。一位的反應是：「媒體不是讓你們拿來利用的。」另一位得獎者先問我的背景、後台、學經歷，發現我是一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的無名小卒，她告訴我：她正在修法律的博士學位吧，問我為什麼不從政府的立場、法律的角度看這件事？我的回答是：「我從人權的角度、人道的立場看這件事，它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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